1137魏广德的心思（2 / 2）
因为大部分家庭都是农户，他们的粮食都是自产自销。
虽然要经受官府和地主的赋税、地租盘剥，但如果风调雨顺的情况下，日子还是很过得去的。
“天仙配”里最有名那段歌词，“你耕田来我织布”其实反映的就是古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。
小农经济，也称为自然经济，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，其特点是自给自足。
在这种模式下，家庭成员分工合作，男性负责耕作，女性则负责纺织。
这种分工体现了小农经济的核心特征，即男耕女织。
小农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规模小，虽然达不到丰衣足食的程度，但能够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。
这种经济模式在古代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到近代才逐渐被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所取代。
不过现在的大明距离工业经济时代还早的很，魏广德自幼就长在崩山堡，周围都是军户，除了编入百户所的人外，其他军户也是过的这样的生活，所以并不陌生。
而且，或许是后世不常见的缘故，所以魏广德对这样的生活其实还蛮有好感的。
他知道这样的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，他们其实主食不缺，衣服也是自己做，虽然粗糙一些不如棉布穿在身上舒服，但确实没有什么购买的需要。
唯一必须花钱买的，也就是盐巴这东西。
不过大明的盐政，也是一言难尽。
别说穷苦百姓，就是他家那样的百户家庭，吃盐其实也挺费钱的。
这也是明清时期为什么大商人多是大盐商的原因，仗着食盐是生活必需品，又是垄断经营的产业，肆意加价剥削百姓。
魏广德早就有心好好整治一下这些人，不过他们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，非常难以应付。
其实，大明只要清理了盐政上的蛀虫，以大明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，不遭遇明末那样连年大旱，朝廷因为财政窘迫无力赈灾，其实根本就乱不起来。
可魏广德既然有了收商税的念头，又成功进行尝试，完善经验，真遭遇那样的大灾大难，通过对国内，主要是针对江南征收商税去赈济北方灾民，想来也是能缓解一些的。
何况，大明现在还把触手伸进南洋，到时候在南洋大肆采购粮食救援北方灾区，也就不存在大规模暴乱的可能了。
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，不把百姓逼急了，谁会造反。
魏广德说出的理由，张居正和吕调阳等人自然明白。
普通百姓自然不会买那些做工精巧的西洋玩意儿，也只有地方上的富户，还有就是官绅勋贵才会有兴趣。
而他们，也不会差那么点银子。
所以，加月港的税，只要能保证夷人接受，貌似还只能就没什么问题。
正如魏广德所说，大明对外出口的商品就在那里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他们根本就没得选。
除非，你不买大明的东西。
而放眼周边，除了大明能提供这些商品，还有谁能有？
“另外，我还觉得可以考虑让福建泉州、浙江明州、广东广州这三处市舶司从今年起，不断压缩朝贡贸易。
说起来朝廷让他们管理藩国朝贡，但是看看他们每年的收益，我之前查看过，广州市舶司收税最多的一年也不过四万两银子。
三处年入不过十万两，如此低效要来何用？”
魏广德又拿出市舶司说事儿，用月港收取的税收和他们三个市舶司做对比，那效果自然就黑白分明。
其实，市舶司这一块油水巨大，只不过油水没有流入朝廷，而是进了地方官府一些人的腰包。
想想之前三大市舶司统治大明对外贸易，是的，大明虽然名义上禁海，但是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，亦或者其他皇帝，都不是傻子。
唐宋开始形成的中华贸易圈就在那里，发挥的效果其实很容易理解。
其实自唐朝起，中国对外贸易就是官府控制，当然是为了收税。
明朝不过是继承下来而已，所以也有自己的市舶司。
但是，位于浙江宁波、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的三大市舶司貌似都形成默契，每年上报的税银都是大差不差，感觉都差不多的样子。
其实，只要是明眼人，多少都能看出来其中的猫腻。
魏广德这个时候借助此时炮轰市舶司，其实也有将市舶司的贸易挤压到月港来做的目的。
相比市舶司的抽分，月港的税率自然更高，如果不对市舶司进行更加严格的管控，弄不好一些商人会钻空子，从市舶司那边拿到低价货物在公海转卖给夷人。
那样，损失的就是朝廷的税银，也会让他提出的这项举措大打折扣。
这是魏广德不愿意看到的。
既然是他提出来，自然希望取得最好的效果。
虽然提高抽分，貌似也可以达到月港加税一样的结果，但其实不然。
因为在市舶司进行交易的外国商人，都是必须持有朝贡凭证、表文、号簿等文件，是以外国使节身份，经市舶司检验无误后才允许入贡。
外国使节运来的货物，除贡品上交朝廷外，其他货物可在京师会同馆开市，政府对贡品赏以优价，参与开市商品货物，一律免纳商税；对运到市舶司所在地的商品货物，由市舶司按“给价收买“政策，进行收购，不征收商税。
贡品免税和合理，但是对于使节采买货物免税，魏广德就觉得有些蛋疼。
这就是个孔子可钻的地方，而且市舶司的抽分，其实是针对其中超过贸易额部分收取一点商税。
这也是市舶司收税很少的缘故，市舶司官员上下其手，可不就捡了大便宜。
增加朝廷关税，势必要封堵这些缺口，否则月港的生意很可能就因此而停滞。
现在魏广德在月港投入颇大，集举国之力供养起月港，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利益。